广东中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潘翔表示，他在律师执业中遇到的“两法衔接”的案件，都是和民生相关的领域，例如环境保护、食品安全、假冒伪劣商品、假药等。此类案件往往引起的民愤大，市民反响强烈。过往有的行政机关容易产生的惯性思维是，念好本家的经，唱好本家的戏，至于司法层面的问题由司法机关解决，行政机关不主动介入和移送。这样导致的后果是，以罚代刑，以罚代管，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低，以承担行政责任代替刑事责任，行政法规中关于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”的规定落空。

        潘翔律师说，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“两法衔接”的机制，没有一个移送司法的清晰的标准，没有一个方便移送司法的平台和路径，会给行政机关的执法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的空间。移送抑或不移送，可能就是行政机关执法人员说了算数，这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。

        潘翔律师认为，“两法衔接”的机制中，应该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，具体规定行政机关执法的各种类型案件的移送标准。符合条件的，依法移送；不符合条件的，也不能将刑法泛社会化的执行。相关移送标准应该量化，有可操作性，且不能违反上位法，要尽量缩小行政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。“两法衔接”的机制运用得好了，对于依法严厉打击民生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，保障法律的权威性，将深圳建设成法治典范城市，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。